最值得收藏的福寿同享葫芦钟 (4)
广州在清朝时期是国内与西方交流最大也是唯一的贸易中心，由于受到当时康熙皇帝的禁海令，命令设置海关对来往的商品贸易进行监督与检查。同时西方传教士为了能够打入中国市场，得到当时高官的认同，遂将西洋钟表作为敲门砖引入了中国，但结果令他们大为欣慰，西洋钟表不仅受到了官员与民众的喜爱，而且连皇帝也颇为感兴趣，这就促使西方钟表大量涌入广州，同时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，广州的钟表行业得此发展起来，它不仅是清朝民间钟表制造的重要中心之一，而且也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洋钟表的地方。广州钟表行业发展到乾隆时期，不仅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，而且也成为我国自主生产钟表的重要基地之一。
乾隆时编纂的《广州府志》在谈到广州的钟表生产时便提到：“自鸣钟，本出西洋，以索转机，机激则鸣，昼夜十二时皆然。按：广人亦能为之，但未及西洋之精巧。”
修复葫芦钟
我们所修复的这座铜镀金自开门寿星葫芦式钟（故183144）就是典型的广州钟表类型。此钟整体为蓝底金花广珐琅，在椭圆形的底座内装有音乐与动力机芯，其正面是彩绘风景，中间有两扇活动门，门内有扶杖儿而立的寿星。两侧面为水法布景。底座上凸起珐琅平台，台上平铺水法且四角有转花。中心竖立葫芦式扁瓶，瓶下腹有二针时钟，上腹有料石转花。此钟启动后，音乐机芯响起悦耳音乐，同时双门开启，寿星扶杖左右晃动，灵芝、仙鹤、鹿、佛手等从两旁移至中间，寓意福禄长寿。平台上水法也随之转动，如波涛四起，葫芦瓶似在水中漂浮，寓意四海升平。此钟寓意深刻，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思想的艺术佳作。
修复此钟时，我们先将底座与平台和葫芦瓶分离，再将其音乐与动力机芯从底座中拿出，同时将葫芦瓶上走时机芯与转花一并拿出，通过拆解、清洗、修复、组装与调试，最后完成并恢复其全部运转功能。
另一款铜镀金琅转花鹿驮钟也同样是广州钟表的精品佳作，制于乾隆时期，高90厘米、宽51厘米、厚33厘米。此钟共分三层，底层里面是活动玩意装置。正面是布景箱，舞台上天朵间有一条行龙口衔水法作吐水状，其左边立一只凤凰，右边有翻杠人。二层正中是活动门，机械每启动一次，门自动开关四次，里边变幻塔、人、刀架等物。一、二层左右两侧开光处镶椭圆形珐琅片，上绘花卉蝴蝶。三层双鹿驮着三针钟，钟顶一枝转花，朵花随花梗转动时还各自旋转。启动后，下层布景箱里，龙吐水，凤凰扭动身子展翅翩翩起舞，翻杠人在杠上上下翻动。二层的门自动开启四次，里面随之变换物件。同时，转柱、转花，一派祥和热烈的气氛。
三大特色
看过以上两款典型的故宫藏广州钟表，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同时也代表了广钟的特点：外形华丽、机芯复杂和珐琅鲜艳，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。
其中，外形是受民族和地方的影响，多半采用中国传统式的亭台楼阁式造型，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，其中经常在钟壳外部加装一些装饰物，如葫芦、神仙、菠萝花等，为的是体现健康长寿与和谐美满等富有吉祥富贵寓意的象征。钟壳的做工也相对考究，多采用传统的镂空雕刻手法，体现出了当时制作工艺的精湛与完美。
相当复杂的内部机芯结构是由于工匠们受西方钟表的影响颇多，不仅吸取了西方钟表的复杂原理，利用多盘发条作为其动力源，具备了西方钟表的走时、报时与奏乐的功能，而且也融入了自己的新颖想法与构思，加入了一些特殊的表演功能，如对联的展开、群猴祝寿献桃等，同时还能伴有转花、水法、跑船等各种新鲜功能。使其具有吉祥祝福的意义。钟的形式不仅有常见的座钟，还有挂钟等。
从清宫现存的广钟藏品来看，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是广钟最为突出的特点。这种珐琅又称“广珐琅”，有黄、绿、蓝等颜色，通常被用在钟表表盘外围起到装饰效果，由于是广州工匠发明创造，故得此名。珐琅上的装饰花纹更是细密繁缛，很有规律，做工之精美也是其他地方的钟表所不具备的。
透过雍正、乾隆时期的《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》，嘉庆时期的《陈设库贮档》，我们知道，除珐琅钟外，广州还制作漆架钟、描金漆钟、紫檀木架钟、高丽木架钟、乌木架钟、嵌铜活木架钟、铜镀金架钟、铜贴金架钟。广州钟表另一特点是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。其整体外形多为房屋、亭、台、楼、阁等建筑造型，或者做成葫芦、盆、瓶等具有吉祥含义的器物形状。
官民同享
广州钟表的生产销售主要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作为贡品进入宫中，进入宫中的钟表大都标有“任土作贡”字样；另一部分则是流向民间，主要供百姓使用于玩赏。现收藏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赛伦(Salem) 市Peabody Essex 博物馆的几张水彩画，真实地呈现出道光年间广州钟表店铺的情境。其中一幅的画面中（图15），两个钟表匠坐住柜台内正埋头做活，另外两个匠人则在检验怀表。右边墙上的几件挂钟均以葫芦形重锤为动力，迎面的柜子分三格，左右格里分别摆放着尖顶的座钟，中间格里挂着带有长链子的怀表。依旧时的一些惯例来看，广钟除“任土作贡”被贡献到宫中外，还有一些产品面向民间市场。这些产品无论是设计，还是内部机械结构都是比较简单的，无法和进贡的钟表同日而语。
当时，广州制作的钟表也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由我国工匠所开办的，由于人力与物力的限制大多是制钟作坊，另一部分则是欧洲人自己投资开办的比较有规模的钟表工厂，他们为了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润，不惜重金从本国调运机械设备与专业匠师。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金图斯（Willam Mackintosh）和伦敦著名的钟表匠詹姆斯. 考克斯（James Cox）的后人就分别在广州创建了工厂。1793年马噶尔尼到广州时，工厂已归荷兰人所有，名为比利（Beale）工厂。
马噶尔尼听从了随行钟表匠的建议，从比利工厂购买了具有复杂结构的钟表作为送给皇帝的备用礼物，可惜的是这件钟表在进京途中被毁。
广州钟表制造的初期阶段由于技术人员与条件的限制，再加上刚刚起步时正处于模仿阶段，这就导致其生产出来的钟表无论是从式样上，还是从本身的质量上都无法与西洋钟表相媲美，所以更不会得到皇帝的认可，地方官员经常会因为钟的质量受到皇帝的训斥与责骂。发展到康熙、雍正年间，广钟生产已有一定规模，不仅宫中有收藏，达官显贵家也可见其踪影。“雍正六年(1728年) 四月二十八日，银库员外郎明书交来乌木架自鸣钟四架，系安图家抄来，俱有破坏处。奉庄亲王谕：着交造办处，遵此”。
当日领催王吉祥拆开认看得其中二架是广东做的钟。安图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家的总管，家底殷实。由于早期的广钟多为仿制西洋的东西，质量不是太好，故乾隆十四年(1749年) 二月，皇帝传谕给两广总督：“从前进过钟表、洋漆器皿，亦非洋做。如进钟表、洋漆器皿、金银丝缎、毡毯等，务是要在洋做者方可。”粤海关只好花高价购买进口钟表进贡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广州制钟的情况。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技术积累，乾降中期以后广钟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。
无论是钟壳还是机芯，都可与西洋钟表相媲美。
广东地方官员又开始将其作为贡品献给皇帝。
如，原任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海存恭进家中存留的自鸣钟等，其中有紫檀木镶玻璃罩镀金铜人时钟等共22 件。延至嘉庆时期，广东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，使清宫成为广州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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